曹操为什么先后二次都惨败于东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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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战，周瑜能够火烧曹军战船，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黄盖诈降让曹操及其将士们放松了警惕，否则，若是曹军放出一些巡逻船提前预警，周瑜即便是能烧得了船，也难以消灭岸上的步兵。
经过《三国演义》的描述，为了把诈降做的真实，两人还上演了一出“苦肉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许是尝到了甜头，吴国人此后经常使用这样的“苦肉计”，如黄武七年（228年）的鄱阳太守周鲂引诱魏国大司马曹休上当，也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不过，再后来的两次“苦肉计”却没有这般幸运了，魏国人再也没有上当，其结果只能是吴国人自我蒙羞。

那么，吴国人这后两次“苦肉计”是怎样自取其辱，而他们的计策为什么会不起作用的呢？
先看这两次“苦肉计”性质的诈降是怎样实施的。

吴国黄龙三年，（231年，魏国太和五年），孙权派中郎将孙布到扬州诈降引诱扬州刺史王凌，而他自己则在阜陵埋下伏兵等候上当的王凌前来。孙布派人告诉王凌说：“路远不能自来，请求派出军队迎接。”扬州刺史王凌抄写了孙布的来信给征东将军满宠，请求派兵马前去接应孙布。

满宠认为此事一定有诈，不给派兵，还代替王凌写了一封回信给孙布，意思说孙布的决定是弃暗投明，魏国非常赞赏。只不过不宜派兵，因为兵少了起不到保护作用，兵多了又会把事情张扬出去，同样不利。于是，还是先秘密协商，到时候再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处理。

在这之前，王凌已经对满宠不满，上表说满宠年迈嗜酒，不能担负独当一面的大任。魏明帝决定要把满宠调回去。给事中郭谋认为满宠治理地方有功，镇守淮南让吴人畏惧，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临阵换将。但可以询问前方战事的名义，让满宠回来。魏明帝于是调满宠回朝。满宠临走，命令留守长史不许给王凌派兵。王凌要不到兵，就单独派了一个督将，带了七八百人前去接应孙布，孙布趁夜袭击，王凌派出的督军奔逃，士兵死伤过半。
东吴孙权亲自出马，显然是想引诱魏国大军，只消灭了魏国四五百人，这样的阵仗，显然用不着一国皇帝来操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吴国人没有成功。

吴国永安四年（261年，魏国景元二年）三月，吴国将领邓由、李光告诉魏国襄阳太守胡烈，说他们戍守的十八个据点，一同打算归顺魏国，还派遣使者送来人质，想让魏国的襄阳郡派军队到长江边迎接。胡烈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司马昭以朝廷的名义命令征南将军王基部署各军前往沮水去迎接邓由、李光。如果他们能够按期到达，可趁此机会横扫江南。
王基怀疑其中有诈，通过驿站，快速送信给司马昭，陈述邓由等人的可疑情状。王基提醒：“应当加以澄清，不应贸然出动重兵，深入吴国境内去接受。”又说：“夷陵的东西两面都险要狭窄，竹木丛生，一旦他们在要害地带突击，我们的兵马摆不开。眼下，弓箭受潮力弱，连绵的雨水将要降下，荒废农忙季节的事务，谋求未必能得到的利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嘉平年间以来，屡次发生内乱，当今的要务，在于尽力安定国家，使上下宁静和睦，努力发展农业，安抚百姓，不应当兴师动众，去谋求外部的利益。”
司马昭屡次接到王基的信，心中犹豫，命令已出发的各军，暂时在所到之处停顿下来，等待调度。王基又给司马昭写信继续劝谏，司马昭于是停止进军，给王基回信说：“大多处理事务的官员，总是曲意迎合我，很少有能明确而详尽地向我陈述事实情理的。实在感谢你的忠诚和厚爱，常常受到规劝，现依据你来信中的意见，撤销了出兵的命令。”后来，邓由、李光等人果真没有前来投降。
魏国后来为什么没有中计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魏国前线的最高指挥官都经得起诱惑。两军对峙，有敌军前来投降，敌人的部署打乱，力量削弱，自己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不用说这是打败敌人的最好时机。但这个投降如果是诈降，则两军的形势会完全颠倒过来，这就需要前线指挥员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如何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有敌人投降，这种诱惑是巨大的，要经得起诱惑，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无疑，满宠、王基等人的头脑是冷静的，而上当的王凌和胡烈则没有经得起这样的诱惑。好在，王、胡两人不是前线的最高指挥官。
从吴国方面来说，作为前线的军事将领，使用任何计策都是可行的，只要能够确保敌军中计就行，兵不厌诈嘛！但作为已经当上皇帝的孙权来说，也来使用这样的苦肉计，这就有点儿小家子气了，至少在三国那样一个时代缺乏应有的大家气象。兵行诡道，为将者可以使诈，但为君者却不可以这样，一个国家总不能靠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来支撑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