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撰写《三国志》的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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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233—297），字承祚，三国时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少年时就好学，且“聪警敏识，属文富艳” [1]，年轻时就研读了古代历史名著《尚书》《春秋》《史记》等书，并早就对蜀汉地区乡邦文献进行搜集、整理，从而撰写地方史著。陈寿一生著作不少，但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是记述自公元l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约一百年历史的史学著作《三国志》。三国时期是个历史头绪众多、各色内容繁杂的时代。陈寿沿用司马迁开创的纪传史体例，把这个时代归纳为一书，比较客观地勾勒出这一时期历史的真实面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三国历史特别是刘备创建的刘氏政权的历史进行撰述时，陈寿所遇到的困难和压力甚大；但是，他以一个“良史”必须忠实于历史的道德品质，确实颇费了一番“匠心”，终于巧妙地设计出一套可以称为“瞒天过海”的撰写方案，从而完成了《三国志》。

一、陈寿撰写三国历史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陈寿撰写三国时期的历史，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三国鼎立的客观事实当以谁为正统；二是对刘备建立的“汉”政权如何撰写和表述。第一个困难的解决是“不敢”有争论。陈寿身处晋代，当然只能维护“魏—晋”这条政权传承线。但陈寿在表面以“魏”为正统的前提下仍然尽可能地去客观如实地记载历史的原貌。第二个困难的解决办法则更是相当地艰难了。

刘备建立的“汉”政权虽然存在了40余年，但是因为一直没有设置史官，自然也没有人编写过这个政权的史书。陈寿本为蜀人，从小就受学于同郡的著名古史学家谯周，而谯周早就预料陈寿日后必以才学成名。陈寿年轻时，曾经出仕为刘氏政权的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群臣曲意阿附。陈寿洁身自好，不与同流合污，因而多次被免职。不过在此期间，虽然刘氏政权作为官方来说没有史官也没有积累史料，但陈寿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却很注意采集和掌握有关其历史的材料。这为他以后撰写这个政权的史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公元263年，刘氏政权被曹魏政权所灭亡；两年后，曹魏政权即被司马炎篡夺并改“魏”为“晋”。刘氏政权消亡后不久，陈寿因父亲去世而在家守丧。守丧期间，他因病调治药丸，竟被责为逾礼，以致入晋后多年遭闲置。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揄扬，他才被举为孝廉，历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平阳侯相等职。

陈寿早年在谯周的影响下读过不少历史书，研究过写史书的方法，并有一定的写作实践。他曾据《巴蜀耆旧传》写成《益部耆旧传》十篇；又受《古史考》的影响写成《古国志》五十篇。当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掉孙吴政权后，三国鼎立的时代正式结束，全国复归统一。陈寿这时48岁，开始着手整理三国史事，编著大型史书《三国志》。

撰写曹魏政权和孙吴政权的历史，对陈寿而言并不十分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国积累有自己的史料，而且当时已经有人写出了各种有关魏、吴的历史著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陈寿可以参阅并在仔细鉴别的基础上再补充史料即可。难的是刘氏政权的历史不好写。虽然陈寿早已为此作了准备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料，但如何对自称为“汉”国的刘氏政权历史的表述犯难。因为，“晋”是“继承”（实际是篡夺）“魏”而来的，而“魏”又是“继承”（实际上也是篡夺）“汉”（这里指的是“东汉”）而来的。封建时代特别讲究所谓皇权的正统性，所以“魏”“晋”对政权明明不是“继承”而是“篡夺”却偏要美其名为“禅让”。也正因为这，对刘氏政权的国号“汉”，曹魏政权是从来不承认的。现在陈寿如果忠于客观历史而如实撰写，继魏而来的晋朝统治者自是不能接受。陈寿为此大费踌躇。他既要忠于历史，又要让晋朝统治者予以认可，这就得靠他的“匠心独运”了。

二、在表面以“魏”为正统的前提下实写三国鼎立的事实

陈寿撰写三国时期的历史，采用的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所开创的纪传体。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具体讲，就是用“本纪”叙述帝王，兼以排比大事情；用“传”（包括“世家”）记述王侯封国和人物；此外还有“表”和“书（志）”。司马迁身处西汉武帝时代，自然要以“汉”为正统，对“汉”之前的历史，司马迁是以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等来排比大事情的，而将在那时与之并立的国家都放入“世家”或“传”。陈寿继承了这一撰写方式，但又有创新。

表面上，陈寿是以曹魏政权的历史为正统的。在《三国志》的三“书”中，他只在《魏书》中安排了曹魏政权的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三少帝（曹芳、曹髦、曹奂）这四个“本纪” [2] 来提挈这一时期历史的大事，全书其他的都是“传”；但是在实际上，他将三国历史是分别撰写的，三个国家的历史独自成书。

书名并列分署为《魏书》《蜀书》《吴书》，全书又统称为《三国志》，这就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三足鼎立的形势。能这样编写，说明陈寿是有创见的，并且也是有胆量的。尽管汉魏移鼎，乃至魏晋相替，台面上皆系非暴力的政权更迭，但终究是以臣凌君，得国不纯，这也就成为统治者的道德法理软肋。陈寿是晋朝的官，而晋又是承袭曹魏而统一全国的。当时的朝中多为故魏遗臣，曹魏是否为正统，直接影响到晋朝是否正统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迎合晋朝统治阶级的需要就必须贬低刘汉、孙吴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地位，而去违背三足鼎立的历史真实；反之，如果要反映历史真实，把三国地位并列起来，就会触犯晋代魏而居于正统地位这一政治现实。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陈寿在形式上做了变通。他将《魏书》居前，对曹魏的几个帝王加“帝”字；而对刘汉、孙吴两个政权的皇帝不立“纪”只立“传”，称“先主备”“后主禅”“吴主权”等，皆不加“帝”字，但记事方法却仍与曹魏几个帝王的“本纪”基本相同，均按年叙事。这实际还是把刘汉、孙吴放在与曹魏同等的地位上了。

三、在以“蜀”代“汉”的幌子下尽量保存“汉”国的资料

作为三国鼎立之一的刘汉政权，是以“兴复汉室”为立国之基的，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刘汉政权的开创者刘备是汉王朝的远枝后裔，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刘备是“帝室之胄”这个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在那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就可以居于“正统”的地位，利用相当神圣的皇权去吸引人心，招揽人才，使其成为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这实际上是刘备集团在当时的形势下为谋国所能选择的最佳策略。所以，在三国中最后谋得一块地盘的刘备集团，是始终抓住“汉”字不放的：先是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夺得巴、蜀、汉中后，自称“汉中王”； 传闻汉献帝遇害后，就自立为国，国号就是“汉”。当然，作为当时的其他也有野心的谋国者，尤其是当时已经统一了北方，占了大半个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全国重新统一的曹魏政权，是深知刘备集团这张牌的厉害的，所以他们始终不承认刘备集团的“汉”国，而蔑称为“蜀”。

前面说过，陈寿撰写《三国志》，倘若忠于历史，承认刘备在西蜀所建立的政权为“汉”，就必然否定曹魏禅代的合法性。曹魏若系篡贰，晋朝的合法性也便成问题，这叫“伪魏即伪晋”。陈寿投鼠忌器，不得不将“敌国之丑称”的“蜀”字落到国号为“汉”的刘氏政权头上（曹魏政权历来就是以“蜀”称刘氏“汉”政权的，这在《三国志·魏书》中随处可见），将记载刘氏政权历史的与“魏书”“吴书”并列的应当称为“汉书”的那部分改称为“蜀书”。虽然陈寿在大的环节上不得不无奈地以“蜀”字代替“汉”字，但是细读《三国志》，可以发现，陈寿在原始资料的记载上是处处保存了刘氏政权为“汉”国的充分依据。

《三国志》从全书来看，表面上是以曹魏为正统，实际上用“互见法”显示刘备所建政权为“汉”。在《三国志·蜀书》中，陈寿不仅记载了诸葛亮等人建议“汉”是“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刘备“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因此仍应定国号为“汉”；而且全文保留了刘备即汉中王和皇帝位时的告天地之文，其中的“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和“汉有天下，历数无疆……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刘）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刘）备惟否德，惧忝帝位……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 …… （刘）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 [3]等语，充分表明刘氏政权是绍继两汉政权的。这即是说，陈寿至少在《三国志·蜀书》中是以“汉”为正统的。

四、对陈寿的良苦“匠心”应多理解少苛责

魏晋以来许多史书写得芜杂，“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而《三国志》叙事简洁，用词精练，取材也审慎，不铺陈堆砌，所以一问世就得到好评。魏晋时期士大夫中间流行品评人物的风气，《三国志》对此有所反映。而书中对人物的评论既表现了人物的特点和地位，又塑造了人物的个性和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称曹操是“人杰”“命世之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4]；称刘备是“英雄”，“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 [5]；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 [6]；称诸葛亮是“卧龙” [7]，等等。人们称赞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8]。当时谙练魏事、正在著《魏书》的夏侯湛见到陈寿的书后，“便坏己书而罢”。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也说：“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悦）、张（华）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可见，陈寿是可以与司马迁、班固相媲美的。

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人，对陈寿在十分特殊的环境下撰写《三国志》所承受的困难以及不得不采取巧妙“匠心”以应对的情况缺乏认识，对《三国志》做出了一些不恰当的批评。如：责难《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帝魏不帝蜀；指责《三国志》曲笔太多，回护过甚；说陈寿对历史人物评价有时不公。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确实以魏为正统。陈寿如果硬要去伪魏，那岂不就是伪晋吗？那么《三国志》也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得以公开并流传千古了。陈寿能够在以“蜀”代“汉”的幌子下尽可能地保存所有“汉”国的资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后来有些史家，一反陈寿做法，撰写三国时期的史书以刘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即帝蜀而伪魏。其实，这和他们所处的政治形势有关。也就是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例如在南宋时，帝蜀伪魏才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如果史家要帝魏同样行不通。今天我们当然也没有必要以此去苛求历史人物了。

至于《三国志》的曲笔、回护，的确存在。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专门列出《三国志多回护》一篇，对陈寿的回护进行了批评。如：齐王曹芳之被废，完全由于司马师的策划，事前太后一无所知，但《齐王芳纪》反说太后之令，因齐王无道不孝，所以应被废；对曹魏、刘汉之间的战争，凡曹魏取胜者则大书特书，而刘汉胜魏却十分简略。这说明陈寿在《三国志》里确实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扬善，没能完全做到据实直书。这当然也是当时政治环境使然。如果陈寿过多地去暴露魏、晋统治者的“恶”和“丑”，当时的统治者还会认可他的书吗！《三国志》虽有不直书的问题，但就整体而言，是堪称良史的，其瑕并不足以掩瑜。

《晋书·陈寿列传》以诸葛亮为例指责陈寿对历史人物评价不公，称其原因是诸葛亮斩马谡时，陈寿父亲受牵连而坐罪，陈寿便心怀私怨有意贬抑诸葛亮。其实，陈寿对诸葛亮是极为称赞和敬佩的。在《三国志》诸人物传记中，写得最好最传神的就是诸葛亮和曹操。当代学者易中天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品三国”轰动一时。他实际上就是依据《三国志》中的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物传记展开品评的。 在《诸葛亮传》中，陈寿不仅借司马懿之口肯定诸葛亮为“天下奇才”，还多次直接褒评诸葛亮的才识与功业，如说“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在传后更评论诸葛亮“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所以“终于邦域之内，威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这就是说诸葛亮因刑赏出于公心，从不徇私情，所以深得民心。至于批评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9]，乃因诸葛亮在政治、外交方面的才能远远高于军事方面的才能，相对而言，将略自不算诸葛亮的特长。此外，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记，陈寿还编有《诸葛亮集》24卷，足证陈寿对诸葛亮是非常尊崇的。

事实上，陈寿在当时因“秉笔直书”而得罪了很多权贵。陈寿在晚年屡次被贬，在仕途中始终郁郁而不得志。公元297年，65岁的陈寿没能赶回老家南充便病死在都城洛阳。由此可见，作为“良史”的陈寿，因为对三国历史客观的记载，是饱受坎坷的。因此，我们对陈寿及其他所撰写的《三国志》，确实应该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苛责。

历史总是公正的。陈寿的《三国志》在1700年后不仅被中国人奉为经典，更进而影响着世界。《三国志》中所表现的智慧与谋略现今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广泛应用在政治、军事、商业等各个领域。同时，《三国志》还被改编成小说、戏剧、电影甚至漫画与电子游戏，从而得以广泛地传播。人们说，《三国志》是展现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最壮美的篇章，这其中所包含着的便是对陈寿撰写《三国志》时的匠心的充分肯定。